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，表现社会转型中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等。在他的作品中，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书写和诠释方式，是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。

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，表现乡村在时代进程中的变迁。乡村是他的小说的底色。他作品中的人物，或者来自乡村，或者直接间接地与乡村有着种种联系。乡村是属于“我”的乡村，与作家的生命和人生紧密地关联，既是作家的生活之地，更是作家心灵的归属地。作家是从故乡的视角对于乡村进行观照和表达，因而他的作品与传统意义的农村题材作品之所以不一样，主要不是从生存、生活、生产、风情的层面表现乡村，而是从情怀的层面，从伦理和道德的层面，关注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。

中篇小说《望川》以少年“我”的视角，追溯生命的成长史。作家一次次地将“我”置于生命的阈限中，而每一次生命的阈限，并没有让“我”走向生命的沉沦，反而进一步促进“我”心灵的成长。正是在生活与生命不断衍生出的欲望和不得不面对的阈限中，作家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中的乡村生活图景。

杨仕芳在建构他的小说世界时，就一直注重对人物生命过程的描述，常常将人物置于人生的重要阈限时刻中，让人物在这些时刻中接受命运的锤炼、洗礼和选择，并通过这些时刻中人物命运的书写与表达，揭示和追溯人性深层的隐喻，表达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对人生与生命的深刻悲悯与信仰。《而黎明将至》是杨仕芳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品。小说从一位少年的视角来叙述，呈现生动的乡村生活图景。“而黎明将至”象征在真善美的引导中，生命的自我救赎和乡村伦理的救赎是完全可能的，是可以期许的。这是这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

“救赎”始终是杨仕芳小说的主题，一个是乡村的自我救赎，一个是人生的自我救赎。从前者而言，置身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，乡村也进入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，随着乡村古老朴拙的大门的开启，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次呈现，传统与现代、山里与山外、自给自足的农耕与交易交换的市场、自我管理与行政手段等，人们思想、观念、情感、生活方式碰撞与交融。而至于后者，作家则有意地将更多的人生困境置于人物的命运，而且有意放大和强化命运的无可逃遁，让人物在人生的阈限时刻进行抉择。当与生俱来的或者无可逃遁的命运与救赎交织在一起时，小说的张力就呈现出来了。有了救赎，就有了希望与出路，有了一种决绝和坚持的勇气与力量。作家将全部的人生的悲悯附着于命运与救赎中，从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有独特意蕴和质地的乡村生活形态，进而引导和启迪我们对乡村心灵上的关怀和美学上的审视。

杨仕芳的作品始终充盈着悲悯情怀。他的作品开篇有一种忧伤悲怆的格调，然后通过独特的叙事一点点地将读者引向人物的命运展开中。评论家李一鸣认为杨仕芳的作品：“有着鲜明烙印，特殊敏感，善于运用童年视角进行乡村叙事，用文字还原失去的记忆，使他摆脱了成年理性之锢，在回忆中鲜活地激活了艺术的志气。”

杨仕芳是一个在侗乡生长、生活的侗族作家。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侗族文化特色，是对当下侗家人生活的一种形象表达。杨仕芳的作品中，湘黔桂交界的乡村和小镇是一种背景性存在，是边地叙事的一个原点，而通过边地叙事来建构人生和表现人物的命运，才是他刻意进行的创作。边地叙事于他的创作而言，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一种书写和诠释方式，是他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。他的文学空间中的原型意象，是侗族的、边地的，具有鲜明的边地特征和族群性意义，但同时也是普遍性的，是生活与生命中普遍存在的事物，是与生活和生命融汇在一起的，是可交流、交融的一种生命形态，是生活与生命的一种隐喻性表达。